程序正义：从中美两起杀人案比较看证据裁判的共通逻辑-广元热线

吕绿化：四川中玉律师事务所

引言

1996年，被称为“世纪审判”的辛普森杀妻案以无罪判决落幕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争议。许多中国媒体和公众认为，若此案发生在中国，辛普森必然会被定罪。然而，司法实践远比公众想象更为复杂。

1999年，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“张某故意杀人案（投毒）”，在证据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，最终同样作出了无罪判决。笔者作为该案的辩护人，深切体会到，无论中美，在证据裁判原则面前，司法逻辑具有共通性：证据必须合法、充分，且排除合理怀疑。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两起案件，深入剖析证据认定、取证程序及辩护策略，阐释为何辛普森案若依中国法律审理，同样可能因证据不足而判无罪。本文将围绕证据收集的合法性、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、证明标准的适用以及辩护策略的展开进行系统论述，以揭示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及其法理基础。

一、两案基本事实与程序背景

（一）辛普森案概要

1994年6月，美国洛杉矶发生一起双尸命案，辛普森的前妻及其友人遇害。警方在辛普森住宅发现血迹、一只血手套及一双带血袜子，DNA检验显示与被害人相符。然而，辩护律师指出多项取证程序违法，包括警官福尔曼无令状入宅取证、血液样本保管失当、物证存在人为伪造嫌疑等。历经数月审理，陪审团最终以证据存在合理怀疑裁定无罪。

此案中，控方证据的核心在于物证和科学证据，但辩护方通过精密的技术分析和程序质疑，成功动物证的可信度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辩方不仅揭示了取证程序的违法性，还通过专家证人证言展示了物证可能被污染或伪造的具体情形，从而在陪审团心中种下合理怀疑的种子。

（二）张某投毒案概要

1999年3月，广元市盘龙镇村民秦某及其女儿周某食用糖果中毒，倒在距家不远的耕地里，一死一伤。张某因与被害人家族长期纠纷被列为主要嫌疑人。审讯初期张某未认罪，但在连续五天限制自由、家属被带回办案单位施加心理压力后作出有罪供述，并指认投放有毒糖果现场。控方依据其供述、证人证言及六日后发现的带毒糖纸提起公诉，求处死刑。

本案中，控方证据体系表面上看似完整，包括被告人口供、证人证言、物证和鉴定意见。然而，辩护方通过深入调查取证和细致分析，揭示了证据链条中的多处断裂和矛盾，最终推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辩护方不仅关注证据的实体内容，更注重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和证据之间的逻辑一致性，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要求。

二、指控证据体系及其薄弱环节

（一）辛普森案证据瑕疵

物证提取程序违法：关键物证（手套、袜子）由福尔曼单独提取，未依法申请搜查令，严重违反程序正义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，而本案中警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这一宪法原则。取证程序的违法性直接影响了证据的可采性，为辩护方提供了有力的攻防点。
物证真实性存疑：手套尺寸不符、袜子上血迹形态异常并检出防腐剂，提示证据或经人为处理。辩护方聘请的 forensic 专家通过科学分析证明，血迹形态不符合自然形成规律，而防腐剂的发现更是强烈暗示有人对证据进行了篡改。这些技术性质疑有效动摇了物证的证明力。
种族偏见与伪证嫌疑：福尔曼此前涉种族歧视言论，削弱其证词可信度。辩护方通过调取福尔曼过去的访谈记录和证人证言，证明其具有种族偏见和伪造证据的动机，从而全面质疑其取证行为的公正性和证言的真实性。
DNA证据链断裂：血液样本数量不符，存在遗失或污染可能。辩护方专家证人就DNA样本的收集、保管和检验过程提出专业性质疑，指出多个环节可能存在交叉污染或人为干预，使得这一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大打折扣。

（二）张某案证据缺陷

口供取证程序违法：连续审讯、限制自由、以家属相胁，明显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。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，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，应当予以排除。本案中，辩护方成功证明口供取证方式的违法性，促使法院排除这一关键证据。
供述与现场矛盾：张某供述投毒四颗糖，但根据被害人陈述及物证，糖纸数量（超过四张）与食用过程不符。这一矛盾直接挑战了供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表明口供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，甚至可能存在编造成分。
现场勘查重大瑕疵：案发当日勘查耕地现场未发现糖纸，六日后却在同一位置提取四张糖纸，其间经历风雨气象却无侵蚀痕迹，违背常理。辩护方调取的气象资料显示，在此期间确有降雨和大风天气，而糖纸完好无损的状态明显不符合自然规律，提示证据可能为事后添加。
毒物来源无法唯一认定：卖方证实曾向多人出售“毒鼠强”，无法锁定购买者系张某。这一证据虽然证明了张某有获取毒物的可能性，但无法建立与犯罪行为的唯一关联，无法满足刑事证明的排他性要求。

三、辩护策略：聚焦证据合法性、真实性及逻辑一致性

（一）辛普森案辩护方法

辩护律师团队采取分工协作策略，分别从物证技术、程序合法性、证人诚信等角度瓦解控方证据体系：

聘请李昌钰等专家论证血迹形态异常及物证伪造可能。这些专家证人通过科学实验和专业知识，向陪审团生动演示了证据可能被伪造的具体方式和过程，使复杂的科学问题变得直观易懂。

证明福尔曼取证程序违法且其人可信度存疑。辩护方通过交叉询问和先前证言调取，揭露福尔曼在取证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和过去的虚假陈述，摧毁其证词的可信度。

通过手套实戴演示，质疑其与被告的关联性。这一戏剧性的法庭演示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，直观地展示了控方证据的不可靠性。

（二）张某案辩护路径

笔者所在团队围绕取证违法性、证据矛盾性与气象证据展开辩护：

主张口供系非法取得，应予排除。辩护方通过调取审讯记录、走访相关证人，证明审讯过程的违法性和胁迫性，成功推动法院排除非法证据。

指出供述与糖纸数量、现场勘查记录的矛盾。辩护方通过细致比对各项证据内容，发现并放大证据之间的不一致性，揭示控方证据体系的内在缺陷。

调取气象资料证明糖纸不可能完好在现场留存六日，强烈提示有人伪造现场。这一关键证据成为案件的转折点，通过客观科学数据证明了物证的不可能性，为合理怀疑提供了坚实依据。

强调全案证据未达到“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法定标准。辩护方系统梳理证据体系中的漏洞和矛盾，论证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，无法满足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。

四、判决结果与法理分析

两案均因证据存疑获无罪判决。

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，要求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经过合法程序收集、具有证据资格且经过质证证实的证据。辛普森案和张某案的无罪判决共同证明，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，只有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，才能防止冤错案件，保障司法公正。

（一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

两案都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。在美国，这一规则源于宪法第四修正案，通过"毒树之果"理论排除非法取得证据及其衍生证据。在中国，刑事诉讼法第56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特别是针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。

在辛普森案中，辩护方成功论证了取证程序的违法性，尽管美国法院在此案中未直接排除主要物证，但取证方式的违法性严重削弱了证据的证明力。在张某案中，中国法院则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排除了通过非法审讯取得的口供。这一差异反映了两国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方式不同，但都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重视。

（二）证明标准的实践应用

两案都涉及证明标准的具体应用。美国刑事诉讼要求证明达到"排除合理怀疑"的程度，而中国刑事诉讼法要求"证据确实、充分"。虽然表述不同，但实质要求相似：都要求证据之间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，排除其他可能性。

在辛普森案中，辩护方通过技术分析和程序质疑，在陪审团心中植入了合理怀疑，最终导致无罪判决。在张某案中，辩护方通过揭示证据矛盾和调取气象资料，证明控方证据无法达到"确实、充分"的标准。两案都表明，证明标准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需要通过具体证据分析来实践应用的准则。

五、若辛普森案在中国审判，亦将无罪

尽管中美司法制度存在差异，但中国《刑事诉讼法》同样严格规范证据收集与认定程序，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（第56条）、证明标准（第55条）及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（第52条）。若辛普森案发生在中国，其证据问题——如无令搜查、物证污染、鉴定瑕疵、侦查员诚信问题——同样会导致关键证据被排除或质疑。加之辩护律师可依据类似策略强调合理怀疑，法院极有可能因证据不足判决无罪。

具体而言，中国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，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：

取证程序的合法性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，无令搜查取得的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。福尔曼独自取证的行为严重违反程序规定，取得的物证很可能被中国法院排除。
物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：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定案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。手套尺寸不符、袜子血迹异常等问题的存在，会使这些物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受到质疑，无法作为定案依据。
证明标准的适用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，证据确实、充分要求综合全案证据，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。辛普森案中存在的种种疑点，如血迹样本不符、物证可能伪造等，同样无法满足中国的证明标准要求。
辩护权的保障：中国刑事诉讼法重视辩护权的保障，允许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、调取新证据、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等。这些程序保障使得类似辛普森案辩护策略的实施成为可能。

六、证据裁判原则的实践启示与制度反思

通过对两案的比较分析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实践启示和制度反思：

（一）强化取证程序规范

两案都暴露出取证程序不规范的问题。实践中，应当进一步细化取证程序规则，加强侦查人员程序意识培训，建立取证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，确保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。

（二）完善证据审查标准

法院应当坚持严格证据审查标准，对存在程序瑕疵或内容疑点的证据保持高度警惕。特别是对于关键证据，应当通过交叉询问、专家辅助人出庭、实验验证等方式进行深入审查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辩护职能

辩护律师应当注重证据分析技能的提升，善于发现和揭示证据体系中的矛盾和漏洞。同时，法院应当充分保障辩护权，为辩护人调查取证、申请鉴定、专家出庭等提供便利。

（四）推进证据制度建设

两案反映出我国证据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特别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细化适用、科学证据的审查标准、证人出庭作证保障等方面，还需要继续推进制度建设。

结语

司法的正义不仅在于追究犯罪，更在于防止冤错。辛普森案与张某案共同揭示了一个跨越法系的真理：唯有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，重视程序正义，容忍证据中的裂痕，才能避免冤狱，维护法律尊严。作为法律从业者，我们应坚守“疑罪从无”的底线，在每一个案件中打磨证据分析的技能，用专业和勇气守护公平正义。